第三届村政论坛开幕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洪浩 记者 江俊 实习记者 刘雨）11月27日报道   在都江堰“成都村政学院”举行的第三届村政论坛上，来自全国60多位长期聚焦基层实践、关注农村发展改革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农村发展智库平台建设、农村社区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研讨，以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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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村政学院打造成村官的黄埔军校

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包括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各地的培训学员500多人齐聚村政学院。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基层治理创新做法汇聚都江堰。如全国首创“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开展“律师进村，法律便民”工作，助推基层依法治理的湖北省恩施州；以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社区建设的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生态社区建设；支部核心引领，藏汉文化共孕，享有康巴第一村美誉的四川省甘孜州虾拉沱村等。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总评

台湾暨南大学张力压博士“社区营造”主题交流

对于成都村政学院这样一个平台，专家们不吝赞美之词

“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干部都会接受各种培训，上到省部领导，下到普通党员。却刚好有一个空挡，就是村干部。他们既不是普通党员，又不在干部序列。人数众多，角色重要，但却恰巧没有学习的平台，没有培训机会。”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表示，成都村政学院填补了这个空白，从参加本次论坛的学员来看，东到浙江江西，西到新疆都有人来，说明大家都很有需要，而且在这几年的探索中，成都村政学院已经摸到门道。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勇总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更是将成都村政学院比作村官的“黄埔军校”。“成都村政学院是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举措，是新村引领者的摇篮，这点来说，不亚于黄埔军校。”徐勇认为，“放眼全国，成都村政学院的运行模式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为全国其他地方在探索基层治理方面提供了样板参考。当然，要想复制这种模式，需要地方领导干部具有长远的眼光、气魄和能力，各部门间通力合作，才能办起来。”

 

基层治理注重多元化

本届论坛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论坛前，组织现场观摩调研“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的都江堰实践。

如何抓好基层治理，专家们一致认为，一定要注重“多元化”，变管理为治理。

“要牢牢把握治理的本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治理它有特定含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管理的主体只有一个，就是政府和政府背后的职能部门。而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我们的基层村干部，人数众多，角色非常重要，而他们不在干部序列以内，所以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说。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汤晋苏认为，应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的格局，立足于主体的划分，服务平台的搭建，干部队伍素质的提高，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多元治理的路子来。

 

“基层治理还可以继续向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说，一方面向下：一个村庄可能上千人，甚至有两千人、三千人，基层的基本治理单元比较大，治理、自治就难以到位，建议村级治理的基本单元继续向下，寻找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比如院落、坝子、村落或者是小组，真正的把基本的治理单元下放、做活。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提出，基层治理越是多元化越要重视“监督”的作用。“后陈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运行之中的意义、让权利重新回到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以监督倒逼公开，以监督倒逼规范。

 

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近年来，面对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难题，成都都江堰市在改革创新中不断深化总结，探索出了一条集“党的领导、群众主体和依法治理”为一体的“党组织领导、村委会管理、群众主体、多元支撑、依法治理”的基层治理模式，完善了镇（街）治理、社区服务、院落（小区）自治的基层治理体系，畅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和群众自治“最先一公里”，激发了群众自治活力和社会参与热情，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基层善治格局。

在专家们看来，基层治理多元化不是一个散的概念，而应是在突出党组织引领作用下的多元化。

“在基层治理中要牢牢把握党建科学化方向，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王长江认为，要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通过加强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来发挥引领作用。

“无论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讲，还是从党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来讲，乡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乡村群众服务。”在成都市委党校刘益飞教授看来，都江堰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比较自觉地摆脱了这种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老路子，积极探索一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农村群众服务的新路，都江堰的干部把这种创新称作“融入式党建”，叫做“党引民治”。“作为一个党建学者，我很欣赏这个词。所谓‘党引民治’，按照都江堰的做法，就是在乡村建设中、在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中，党组织只起引领的作用，包括通过党员行为的示范引领、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引领、党组织动员和协调各种公共服务的引领，来启发和组织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包括院落治理、环境整治、项目选择、资金使用、产业发展等切身利益问题。”这就从过去党和政府的一个积极性，变成了由群众作为主体的两个积极性，实现了从过去的党政“独唱”到党群“合唱”的转变，从群众“看戏”到群众“唱戏”的转变。这样，不仅乡村建设中一些疑难和麻烦问题的解决得到了群众的理解，而且使群众的参与有了持久的动力。

在采访最后，王长江表示：“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很需要基层创新，上层要保护基层创新动力，尽可能给平台让基层去试、去闯。中央提炼基层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就可以进行推广。中央和地方加强互动，才能更好推动创新。”